◎金兆钧（乐评人）
(资料图)
前文说到，港台歌手在内地大火，隐然间造成与内地歌手的对立。其实，当时北京、广州两地的音乐人之间也有着某种对抗。我写了几篇文章认可了广州方面，北京就有朋友曾接问我：你真的认为广东这帮人比北京强吗？于是，我在《中国青年报》（1992.11.22）发表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流行音乐南北观》：
多年以来，流行音乐界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南北对立。以北京为中心的词曲作家对港台歌曲曾经很不以为然，一些评论界的人士包括我自己，在一个时期内也有一种典型的北京“情结”，总是看不上南方特别是广东的流行音乐。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去了广东以后，回来的结论也是“没文化”。反过来，我所认识的广东朋友也没有几个看得上北京味的。结果，多年以来，广州和北京这两个流行音乐的基地，实际上一直处于某种竞争之中。显然，在背后，这是一场南北文化观念的冲突。
流行音乐历史上起源于上海，但上海在新时期，除了在80年代之初提供了几个著名的歌星外，几乎无所作为。其中原因是另一个题目，此处且不谈。广州则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近水楼台，一开放就成了大陆流行音乐的策源地，并提供了早期的具有强烈影响力的歌星和作品。北京起步稍晚于广州，却因聚集了北方大批优秀的词曲作家而后来居上，成为80年代后期实际上控制了流行音乐局势的制作中心。
香港流行音乐缺乏真正的动力，大体上没有逃脱30年代流行音乐的传统。不过由于上海及江浙人在香港的存在，从口味上香港流行音乐与上海及江浙的亲缘十分的明显，从一向清高的上海人不惜学习用粤语唱香港流行歌曲就可见一斑。台湾却由于与北京的类似之处——文化的杂交性而与北京人更为亲近，台湾流行歌手来北京直接与北京摇滚乐手交流，少与北京的流行歌手交流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而从十余年流行音乐的发展看，80年代初期，大陆创作以十五首抒情歌曲为代表，港台输入以邓丽君歌曲及校园歌曲为代表，总的状态是阴柔的。至中期以《一无所有》及《信天游》《心中的太阳》《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少年壮志不言愁》等作品出现为标志，阳刚之气又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以齐秦和苏芮在1988年底进入大陆为标志，出现了港台歌曲——先台后港——独领风骚的局面。
这样，回过头来看所谓谁有“文化”的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答案：就“深”这个角度看，显然北京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是“地势使之然”。因为北京早已不再是老舍笔下那个风味纯正的北京（其实那会儿真正“纯正”与否也还是个问题），几十年新中国首都的地位及全国各地的人口向北京的移民，已经使北京形成了新的特色，只不过，北京文化还明显地偏向于中原和北方而已。
上海在前些年由于开放太少而失去了文化上的活力，但今后一旦经济起飞，加上有着极深厚的文化资源必将重新产生重大的影响。广州有地理之利，但粤文化的高度封闭性将始终成为广东文化向内地推进的巨大障碍。而且在今天全国已经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广东人如不自觉地打破粤文化的自我限制，至少在文化上会大大丧失竞争和影响能力。
而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包括武侠、言情文学、电视剧等通俗文化）目前对大陆的影响与其说是文化的，不如说是经济的。只是在大陆文化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状况发展制约落后一步的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似乎是很强的力量。一旦大陆的文化获得相对良好的发展条件，港台通俗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今日的辉煌将难以持久。
因此，也许任何争论特别是站在地方性的立场上的争论，都无法真正影响历史本身的逻辑。1986—1988年的“西北风”曾经使港台音乐大大萎缩，而大陆创作几年来的空白让港台音乐钻了“空子”，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如今大华语歌坛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年或明或暗的冲突已经淡而又淡。
不过那时，我只看到了港台音乐对内地歌坛的巨大冲击，却没有意识到港台音乐对后来整个华语歌坛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80后至今每一代年轻人的浸染力。
202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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